宁波各地餐饮商家近日集体从美团、饿了么、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下架商品，这场被网友称为“餐饮界反平台高抽佣第一枪”的集体行动已涉及中餐、火锅、小吃等多个品类。
参与此次行动的餐饮门店负责人表示，此次“不是一家两家的个别行为，而是成片商家的联合行动”。宁波商家的行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激起涟漪，广州、成都、武汉、西安、杭州等地的商家也开始抱团。
01 事件爆发
12月初，宁波多地餐饮商家开始集中从外卖平台下架商品。这场行动由堂食为主的餐饮商家发起，迅速形成规模效应。
海曙区、鄞州区、江北区等不同商圈的餐馆几乎同时行动，从老字号餐馆到网红小吃店，从连锁品牌到夫妻小店，涉及范围广泛。
不同于以往零星的抗议活动，此次行动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和一致性。商家们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公开喊口号，而是默契地同步下架了外卖平台上的商品。
02 背后的账本
宁波一家湘菜馆的王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份标价30元的小炒黄牛肉，平台抽佣高达7.5元。平台抽佣比例普遍在25%至30%之间，部分热门商圈甚至更高。
再加上3元的打包盒、餐具费用和1元的配送分摊成本，商家实际到手仅18.5元。而食材成本10元、房租摊销5元、人工成本3元，一单外卖的利润不足0.5元。
如果遇上平台强制要求的满减活动，商家甚至要倒贴钱。有商家透露，若再加上强制参与的满减活动、推广投流费用，综合成本甚至可能突破30%。
03 平台的困境
尽管商家指责平台抽佣过高，但平台自身也面临盈利难题。外卖行业的价格战愈演愈烈，美团、阿里、京东三家为了抢占市场，正进行着激烈的烧钱补贴竞争。
美团2025年第三季度经调整后净亏损高达160亿元，京东三季度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55%。
据行业分析，这三家平台在2025年二、三季度的外卖补贴消耗接近800亿元，其中第三季度就烧了444亿元。
这种巨额亏损的局面，迫使平台试图通过提高抽佣、增加附加费等方式从商家身上寻找补偿，形成了恶性循环。
04 多方连锁反应
商家集体下架商品后，外卖骑手们首先感受到变化。不少骑手反映近期熟悉的门店纷纷消失，订单量有所下滑。
消费者群体则呈现出不同态度：习惯堂食的消费者表示理解商家处境，愿意到店支持。而依赖外卖的年轻消费者则坦言，常点的门店下架后，用餐选择变少，带来不便。
纯外卖店和小型夫妻店的处境尤为艰难。对他们而言，退出平台意味着失去主要营收来源，因此部分门店仍在观望。
一些宁波商家下架平台后，尝试通过建立私域流量池，通过微信群、小程序直接对接消费者。在宁波江北，五家小馆子联合推出了“街坊食堂”小程序，只收取8%的技术服务费。
05 全国性涟漪效应
宁波的集体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广州餐饮协会已组织本地商家召开座谈会，探讨集体议价的可能性。
成都多家火锅店联合发布声明，呼吁平台降低抽佣比例，否则将集体退出。武汉、西安、杭州等地的商家也纷纷抱团，建立区域商家联盟。
事实上，在宁波行动之前，陕西连锁餐饮巨头魏家凉皮就已全面退出外卖业务，成为首个主动放弃外卖渠道的连锁快餐品牌。
更早前，上海、银川等地也曾零星发起过抵制高抽佣行动，在宁波的带动下这些行动重新升温。
06 监管与未来
监管部门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重点整治高佣金、高收费的平台型企业。
该指南明确禁止强制商家分摊促销成本，为行业健康发展套上了“缰绳”。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还会同多部门针对行业竞争中的突出问题，约谈了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企业。
行业分析师指出，此次事件标志着餐饮商家从被动接受平台规则向主动争取话语权的转变。同时也倒逼外卖行业重新审视“平台-商家-消费者-骑手”的四方利益平衡。
在宁波海曙区一家已经下架外卖平台的面馆门口，午餐时段重新排起了长队。老板娘一边给熟客多夹了一筷子肉，一边笑着说：“钱没多赚多少，但心里踏实了。”
部分商家门口已贴出“堂食优先，支持到店自提。加老板微信，也能订餐”的告示，把省下的平台佣金直接转化为给消费者的优惠。
与此同时，涉事的主流外卖平台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公开回应。骑手小刘发现京东外卖的订单单价提高了，1公里左右的外卖单，收入大约是5元多，而美团同样距离的单子只有3元左右。
